多场医药学术会议不约而同延期医药群都解散了

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败斗争正在展开。 这个周末，医学界笼罩着一层阴霾：又一名代表被捕，学术会议暂停，甚至有传言称办公室被终止，更有什者，医疗组被解散……

据中央纪委官网消息，7月28日，纪委监察机关统筹协调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是突出三个“全”——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 紧紧盯住领导干部和关键人员，坚持行贿受贿并举查处。

与以往的医疗反腐不同医药反腐大风暴！多场学术会议延期，这次医疗反腐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多场医学学术会议同时延期

本周末，圈内正在讨论医药反腐问题。 随着医学界所谓“史上最强”反腐风暴的发展，近期不少医学学术会议被推迟或取消，并发布集中公告宣布延期。 尽管会议推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业内多数认为与此次反腐行动有关。

从以往通报的商业贿赂案件细节来看，药企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利用会议赞助费、专家讲座费、培训费等，为行贿披上“法律外衣”。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和综合媒体信息，自8月份以来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至少有10场即将召开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和论坛被推迟。 此外，一些学习课程和培训课程也于近期宣布延期。

此外，据第一财经报道，有医药代表表示，医院纪委现在正在密切关注医药代表。 “去医院看客户还是可以的，但电脑、手机等设备不敢带进去，怕被没收。” 一名医药代表表示，“近日，有人带着‘证件’到医院看望客户，结果被抓了，现身，相关产品全部被叫停。”

另一位医药代表则表示，最近的反腐“非常头疼”。 “一天之内就有3位客户取消了会议。”

年内超过150名医院院长及秘书被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至今，全国至少有155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被查。 这个数字是去年的两倍多，足见实力。 除了被“落马”的院长、秘书外，被调查的还有多名系主任。

此次反腐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也意味着反腐不仅仅局限于医院，不少药企也是整治重点。

把医生当作“客户”

范江河在华东某地级市担任医药代表八年，从事肿瘤、心血管产品工作。 近期，看到医疗行业反腐传闻愈演愈烈，他表示“公司要求我们近期不要上班”。 上一次出现这种非工作日还是新冠疫情期间。

“医药代表”一词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与“贿赂”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范江河和他的同事都是注册医药代表。 根据2020年9月发布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他们可以在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药学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 他们的工作是将医疗产品的信息传递给医务人员。 不得无故停课。

然而，在打击医药腐败的浪潮中，范江河和他的同事们的处境却变得尴尬起来。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严厉打击“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在会议等活动中，针对非法输送利益、非法接受捐赠等问题提供平台。

随后，广东、广西、浙江等省市医疗机构相继发布通知称，将加强医疗反腐败自查。 除了直接收受运营企业或人员的红包回扣外，还强调指出，医生在企业平台上讲课属于违法行为。 同时，医务人员要主动退还2018年至2023年5月期间收到的讲座费、培训费、研讨会费等不合理报酬。

范江河表示，药企举办的学术会议、讲座，一方面是为了开展医药相关交流，但另一方面，药企代表有权申请“收费”公司为学术会议提供的费用，其中包括讲座费和医生讲座费。 至于费用支付是否合规，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判断和处理标准。

他表示，在支付医生学术会议、讲座等人工费用时，比较正规的做法是从基金会、医学协会等机构的账户上将钱转入收款人的银行卡，而不是直接给现金。 事实上，如果有相关证据证明医生支付了劳务、讲学、讲课，那么劳务费的支付就是合规合理的。

但微妙之处在于医生参加的会议是否真实，是否涉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企人士告诉记者，“只要能从公司账户转出（会议）赞助费，肯定是经过法务审核的，是合法的、合法的。”表面上符合。至于会议/项目是否实际召开、是否有必要、如何实施，均不得而知。”

范江河表示，参与人数是否达标是标准之一，比如是否达到1：3、1：5等标准。 如果会议中只有一个演讲者而没有观众，或者每个人都是演讲者或小组成员，那么这样的会议显然是有问题的。 目前，医药代表中，有一个特殊的聚集群体，即专门帮助“扎堆”的群体。 “医生当然知道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关心观众的构成。” 他说。

参加一次会议后，医生将获得一定的费用。 该费用的金额因公司而异。 但一般来说，费用与医生的水平或者对产品的支持有关。

三级医院医生徐刚告诉界面新闻，普通医生一小时能拿到1200元左右，专家价格涨到1800元，特级专家一小时3000元。

同时，从合规角度考虑，医药代表每月可以为医生申请的会议次数也会有上限。

除了学术会议和培训班外，还有部门会议。 范江河说，科室会议的内容也是学术交流，包括病例分析、用药观察分享等。 但组织科室会议的难点在于，一些科室和一些低级别医院人员太少，容易出现合规风险。 另外，与学术会议相比，院系会议的费用会更低。 如果前者每场1000元或2000元，部门会议则在500元或800元左右。

然而，很多类似的小型学术会议实际上并不能达到举办此类会议的标准，很多医学代表每天都要找各种无关的人来代替他们参加此类会议。 医药代表互相帮助参加对方的会议，这在行业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许多学术协会已成为企业为医生送福利的渠道。 这也是医疗反腐期间很多医院被要求向学术协会报告的根本原因。

除了组织会议，范江河的日常工作还包括给门诊、病房打电话、看病。 医生白天工作忙，晚上就会和同事一起去探望。 夜间出诊频次也是一些企业对医药代表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 “说到底，我们的工作就是花时间去认识医生，晚上去医院和医生聊天也是一种方式。” 范江河说道。

当范江河提到“医生”时，他更多地表达为“客户”。 “我们要全方位关注客户的需求，发现他们的需求，否则我们的需求就无法实现。” 范江河说道。

范江河说的很委婉，意思也很曲折。 要明白和医生聊天、关注他们各方面的需求有什么用，就得用你对人类社会的了解。

他认为，目前的情况表明，反腐运动比以前更加有力，行业也比较紧张。 “别说去医院了，最近连和医生的通讯都中断了，我怕会出事。”

建立医生以外的利益链

医生是腐败利益链条的核心，但医药代表和毒贩仅仅维持与医生的关系是不够的。 药品、医疗器械或设备从准入到推广、销售，不需要“上下管理”。

“入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级医院医生徐刚说。 但一个产品想要进入医院，就必须疏通各个层面的关系。 徐刚说，以医药为例，新药想要进入医院，首先要找到相应的科室主任。 科室主任安排好后，科室主任会给药剂科开具“临时采购”（临时采购）单。 代表需要再次找到药学部，理清药学部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增加双方的利益，让他们同意药物入院。” 这就是所谓的“入院费”。

进入医院后，医药耗材的推广也是重中之重。 如果你一个人进入医院，医生不会使用这些耗材，医药代表的KPI就很难完成。

医药耗材“返利”销售是公开的秘密，在行业内并不少见。 徐刚介绍，通常医药耗材会按计件方式按月或按季支付给系主任或院长，然后由系主任或院长进行福利分配。

中纪委曾披露，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立培利用职务便利，在引进、使用药品过程中收受回扣331万余元，医疗设备和耗材，受到严厉查处并判处有期徒刑。 入狱7年。 判决书显示，为了维持和增加麻醉药品及相关耗材的消费，多家药企和代理商“明码标价”，以“支”、“套”为单位确定了回扣计算标准。 25%。

徐刚说，“一种药在医院里卖，主任级至少能拿到100万左右，药剂科能拿到20万到50万左右。”

甚至，一些医药耗材的返利更加隐蔽。 “医生可以让患者凭纸条去DTP药房（一种直接面向患者的新型特殊药房）开药，或者去医院商店或医院食堂。医院里的很多耗材都是在食堂里卖的。”例如，患者凭票据购买价值5000元的设备，医生可以获得2000元的回扣。 徐刚介绍。

所谓医院食堂，是指医院内的药房医药反腐大风暴！多场学术会议延期，表面上是独立经营的。 但事实上，这些药店往往与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被医院层层控股控制，要么被医院的一些核心人员控制。 它的作用是，一些难以进入医院销售的药品可以在这里销售。 此外，还可以通过“处方流出”避开“药品比例”的考核，同时获得药品回扣等福利。

上述药企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不同药企的返利方式不同。 民营企业和一些初创药企可能会直接退税，而外资企业至少表面上是合法合规的，企业绝对不会鼓励这种行为。 但在销售目标的压力下，如何将私人销售的医生回扣钱兑现，是每个企业都无法消除的问题。”

简单来说，这些表面上“合法合规”的回扣，都是靠医药代表开具甚至直接购买发票（多为餐饮、住宿）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报销，然后直接交给相应的部门。公司提取现金后。 医生。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官网披露的《李巧梅等人非法销售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显示，诺华公司五名医药代表通过被告郭峰及北京雅士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雅士德”）购买未消费的餐饮发票进行报销。

事实上，上述案例中，中药代表代购发票的北京某美食城，是当地药代圈里著名的“买发票”胜地。

而利益链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开始无限循环地运行，直到被外力打破。 医药耗材进入医院销售后，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届时将面临新一轮的入院“考验”。

当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时，也是利益链滚动的机会。 “一款药品或者耗材总会有竞品，如果竞品允许20万的用量，而早进入医院的产品只有10万的用量，那么早进入医院的产品就应该有10万的用量。”危机感。” 徐刚表示，“竞品用多少，进医院的产品用多少，都是可以商量的。”

这条利益链的滚动也可以形象地称为“敲竹杠”，每次利益转移的金额只会增加。 徐刚说，“当竞品即将进入医院时，医院里会有一些人暗示药品耗材的销售情况，给他们一些压力，要求提高回扣比例或者给予更多优惠。”

参与其中的药企很难逃离这个畸形的斗兽场——游戏规则太强大了。

“你不做，就会有人做，你不做，市场就会被抢。而且有的医院领导乐见其成，销售人员纷纷卷起争相看谁给的好处多，谁就能获得那一点市场份额。”徐刚说。

据中纪委透露，2014年6月，黑龙江某医院院长何显伟联系黑龙江省某制药公司董事长何某某，两人约定在僻静的小巷见面。 何显伟以“不给回扣、不买药”为威胁，最终同意何某某从当年8月开始，给予何显伟医院向该公司采购药品总额15%的回扣。 2019年，随着国家药品采购管理制度的完善，“集中采购”后药品供应商的利润空间变小。 给何显伟15%的回扣后，药品生产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何某某一直想和何显伟商量降低回扣比例，但每次见到何显伟他都不会说话，收了钱就立马离开，不到十秒的时间。

这些利益链很长，涉及业务部门甚至综合部门，而有的利益链只在熟人圈子里运作。 徐刚说，“有些医院有‘挂号黄牛’的类型，比如有人在医院找到‘挂号黄牛’，比如一个号是5000元，其中2000元是‘挂号黄牛’的福利费。” “黄牛”，3000元是医生的福利费。这样，一些医生的账户只对内部开放，熟人之间也可以通过注册建立利益链。”

一位医疗律师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透露，捐赠器械也是医疗机构常见的“套路”。 具体操作方法是，设备公司首先将设备捐赠给医院。 但之后医院要使用耗材，就必须使用这家公司的耗材。 因为仪器和耗材往往是配套的，而患者检查消耗的耗材是一次性的，需要一直使用。 其实这种行为就是卖消耗品，捐赠仪器的利润会慢慢赚回来。 （来源：界面新闻、第一财经、中国基金报、财联社、公开资料；整理：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