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信号深挖“暗通款曲”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昌宏因“退休接近‘逃跑式’辞职、试图逃避监管监管、继续肆意敛财”被开除党籍； 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长薛培明被开除党籍……近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件，释放出深挖“旋转”背后腐败的明确信号政商之门”。

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掌握一定的公权力。 即使离职，其原有权力仍会在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 因此，领导干部辞职或退休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任职、兼职或者违规领取报酬，显然是不适宜的。 如何斩断政商灰色关联，有效防范利益输送，防止政商“旋转门”变成“腐败门”？ 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部分领导干部辞职退休到原业务辖区企业工作或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谋取利益

2018年7月，提前退休六年的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巡视员邱平主动要求放弃退休待遇。 由于当时没有收到领导反馈，组织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批。 三年后，在国家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过程中，邱平违纪违法的线索浮出水面。

办案人员介绍，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设立了公务员回避制度，规定公务员辞职或者退休。 其他公务员在离任后两年内，三年内不得受聘于与原工作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不得从事与原工作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调查发现，邱平退休后，先后接受杭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新闻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邀请，担任保安法律顾问，收取“咨询费”逾320万元。 在此期间，邱平通过建立“网络安全与治理”论坛，帮助上述企业扩大知名度，并积极为他们的网络风险防控建言献策。

调查进一步发现，邱平在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管部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两家公司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提供协助，并同意退休后领取福利。

显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役，并不是一时兴起。 调查人员分析：“邱平在工作期间在互联网商圈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有的公司伸出了‘橄榄枝’，表明他提前退休后可以到公司领取高薪。”还与一些企业交往密切，存在一些违纪违法行为，企图通过提前退休、放弃退休福利等方式逃避纪律处分。”

审查调查组最终根据三个标准对邱平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澄清和界定：一是在任职期间了解管理对象，有具体营利事项并约定利益输送，获取经济利益。提前退休后脱离原管理对象。 二是其工作期间对委托公司不熟悉，无具体营利事项。 提前退休后，他接受邀请担任顾问获取收入，在放弃退休福利之前获取经济利益被定义为违反纪律； 经处理后取得符合要求的顾问收入，定义为正常劳务收入。

邱平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帮助”他的公司工作过的人。 原杭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罗旭生早年就结识了张商人。 张某通过吃饭、赠送消费卡等方式与他保持联系。 张某等人打算为张某争取利益，张某主动邀请他到自己公司上班，并承诺给他“搬迁补助”。 罗旭升辞去公职，到张氏公司工作。 扣除手续费后，他实际上得到了261万元的“搬迁补助费”。

在高压和威慑下，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干部腐败行为愈演愈烈。 为了“安全”，一些人在任职期间先将利益向外转移，但并不急于兑现报酬。 相反，他们等到辞职后，再为原来的管理和服务对象工作，并堂堂正正地领取高薪。 例如，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詹某某拿着高薪担任某知名企业高管。申请提前退休不满两年的房地产公司。 也有一些人“永远退休”，利用过去的人脉，游走于政商之间，帮助企业非法获取关键资源。 比如，原甘肃省白银市政协主席郭德清退休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监事。 他通过兰州市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的领导干部，为公司协调办理商业项目的相关手续。 他退休期间收到的钱在他任职期间是非法的。 两倍多。

政企人员往来不得涉及公权力私用、权钱交易

千秋基础，人才为本。 每个人都有成长为人才、脱颖而出的渠道。 作为正常的人才流动渠道，公职人员辞职再聘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退休到新职位的公职人员来说也是如此。

“公私双方的人员往来，有利于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同理心，产生更多的合作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但不健康的政商‘旋转门’，会导致政商异化。”勾结、权力、金钱交易的‘腐败门’，关键是是否涉及公权私用、权钱交易。”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2003年，50岁的陈建设得知自己将从浙江省绍兴市副市长职务调任政协委员。 他一时间失去了平衡，于是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铺路搭桥”，决定与商人孙某某共同创办房地产公司，同时提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

退休前，他的“余温”权力实现了巨大的利益交换。 在担任副市长的最后一个月，陈建设为孙某某的公司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协调办理施工资质，使其能够参与重要工程的招标； 二是对文保项目进行搬迁，确保公司项目规划不受影响。

“没有股票，我就是高级打工仔”。 对于立志创业的陈建设来说金融旋转门腐败：离职官员被抢着要，股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进一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孙某某给予陈建设“优先”半价持股。

法院随后审理认为，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陈建设利用职务便利，在施工资质办理、工程搬迁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5万元。 2019年9月，陈建设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60万元。

“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容易滋生，包括权力市场化、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一系列问题。” 庄德水告诉记者，这种政商“旋转门”也会损害市场公平、扰乱市场秩序。 比如，工程招标中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利益传递等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危害性会很大。”

披着“发工资”的外衣，故意拖延领取财产的时间，完成辞职退休后的福利转移。 监事会案件审理室副主任蒋志轩表示，一方面，“打工”多是指不上班却领工资，或者实际工作但领取高于正常工资的情况，属于收受贿赂财产； 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委托人谋取利益，并与委托人约定对委托人行贿，主观上具有明显的受贿故意。

蒋志轩分析，查办此类案件的重点是固定“事先约定”的证据。 双方的约定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可以用言语或行动来表达。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双方在公职人员退休、退休前达成默契，明确受托人在公职人员退休、退休后予以反馈，就应视为存在“事先约定”。

许多事例一再表明，只要伸出了错误的手、拿了错误的钱、做了错误的事，无论你是在一线还是离职，都不会“注销”、“让过去的就过去吧。” “辞职、退休并不意味着进入‘安全箱’。无论是任期内‘观望’，还是卸任后‘踩红线’，底线一旦被突破，谁都逃不掉。”党纪和国家法律的制裁。” 庄德水说道。

改善领导干部辞职或退休后的就业约束，有效防范政商“旋转门”腐败

“我们前期做了一些规定，如果你直接从银保监会离职，肯定不能去以前受监管或者与这个行业密切相关的机构工作。也有限制。”关于保密过渡期和解密期。”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

党员、领导干部辞职或者退休（离休）后，原有的权力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产生影响或者发挥作用。 所以，决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不能“说走就走”。 相反，应该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和就业时间进行“硬杠”。 还要严把“出口门”，防止政商“旋转门”中出现腐败现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辞职或者退休（退休）后，“违反有关规定，在原职务管辖范围和业务范围内接受企业、中介机构聘用的”或亲自从事与原职务相关的活动，管辖与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和“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的处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缓刑警告。

2017年，中组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就业行为的意见》，为公务员辞去公职后重新聘用设定了红线，并筑起“地区”和“行业”两道“墙”：各级政府中原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不得接受录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从原职务管辖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离职的。 个人不得从事与原职务所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就业，个人不得从事原工作。 与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完善领导干部退休后约束，已成为许多地方的实践。 2019年，广州市出台多项防止领导干部利益冲突的规定，要求对辞去公职、退休后到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格管控、严把关。 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 2022年，杭州市制定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政治工作进一步推动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严禁退休后一定期限内不得辞去公职或者利用原职务的影响力谋取经济利益。 从自身利益出发，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离任（退休）后任职行为限制清单和报告承诺制度，加强对各单位执行本规定情况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切断政商灰色关联，严防政商勾结和利益输送

规范政商关系的关键是切断双方的灰色联系。 堵住政商“旋转门”的漏洞，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为官赚钱的两条路”，决不能把公权力误认为个人能力。

专家建议，对在职人员的监督管理应重点关注办企业、投资股票、或与配偶、子女、亲属共同创业； 另一方面，在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和决策，要注意辞职退休后的“冻结期”金融旋转门腐败：离职官员被抢着要，例如定期向原部门报告个人事务。

加强对离退休领导干部的监督。 浙江省义乌市做好离岗干部就业行为跟踪清理工作，建立了离岗干部就业台账； 积极与职能部门对接，确保监督检查的有效性。 台州市黄岩区组织“自查+部门联合排查”，对企业党政领导兼职（职务）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督促相关人员主动申报兼职（职务）情况）报酬。 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工商联、区市场监管局、区民政局建立联合制度，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党政干部聘任。 各单位开展自查比对，严肃查处瞒报、不报行为。

密切关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案例表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是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后投资入股、转让利益的重要对象。 台州市椒江区纪委以地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为重点，会同审计部门开展调查，梳理企业所有投资项目的股权结构、股东名单和出资情况，并列出公司年度薪酬分配及股权分红情况。 近三年来，对离退休党员干部名单进行数据比对，查处离退休人员突然持股、违规再就业等违规违纪问题。

推动简政放权，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当大部分资源能够由市场调节时，就意味着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减少，“旋转门”产生的寻租空间也减少。 针对市人防办原主任白光华“期权腐败”案，郴州市纪委监委督促市人防办开展系统整顿，推进人防办改革“放权、监管、服务”； 建立健全审批和监督制度，梳理人防部门权责清单。 完善人防系统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体系，斩断期权腐败变现之路。

提高政策透明度并防止利益传递。 政商之间通过转岗产生不当联系的关键在于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决策缺乏科学民主。 江西省南昌市纪委要求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政府采购、行业引导性资金配置等领域透明度，强化对行使职权的约束和监督的权力。

积极推动亲清政商关系建设。 湖北省襄阳市纪委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清单。 正面清单鼓励“清晰”而不是疏远，从10个方面设定了交往的“区间”。 梳理10条与商务往来相关的禁止性条款，为政商往来划清“红线”。

“哪些是合理正常的辞职退休，哪些是刻意的角色转变、软着陆，它们的区别，首先要看事件发生的原因，其次要看工作期间的诚信度。” 庄德水认为，“我们不能等到领导干部辞职退休，稍后我们会分析廉政风险，但在他任职期间，应该通过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加强监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