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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界面】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在0.46左右，徘徊在高位； 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不足40%——两个数据清晰刻画我国收入分配现实：仍偏向“哑铃型社会”橄榄型”社会。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高瞻远瞩，谋划布局——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整高收入，取缔违法所得。橄榄型分配结构”。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如何通过再分配改善收入结构？ 从“哑铃”到“橄榄”，还有多远？
一、共同富裕：“中国扩张”迫在眉睫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 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 宁吉喆介绍，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 中国有4亿人口，1.4亿个家庭。 他们有能力购买汽车、房屋和休闲旅游。 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但是，衡量社会分配结构，除了要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规模，还要看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 如果按14亿人口计算，中等收入人口约占30%。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几个模型，向记者讲述了金字塔社会向扁平社会转变过程中社会形态和收入水平的演变。社会。
“过去，我们的低收入人口占多数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共同富裕应该是一个扁平化社会，即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高品位的生活。从金字塔社会到扁平化社会，难免要经过橄榄会。一种形式。” 积累多年研究成果的郑功成指出，建设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是：要明确“提低、扩中、调高”的方针和系统的行动计划。
作为中线上的“中国扩张”，成为学术界关注和政策制定的焦点。
要改变现状，首先要认清现状。 社会财富越来越富裕，但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成为亟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此，浙江大学文科高级教授李实也在文章中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需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偏低，二是二是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0.4的基尼系数通常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李实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和特点。
他指出，新世纪头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 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在2015年下降到0.464。但是，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再次小幅回升，并在2018年回升到0.469。这表明，近1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处于高位震荡的状态。
这一趋势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认可。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缩小日益明显，但差距仍然过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塑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第一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上下功夫时间。” 郑恭诚相信。
建设“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是扩大“橄榄型”社会中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安定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 .
在蔡昉看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这一指标，还应该包括与人们生活质量相关的其他内容。 就业稳定，基本生活条件满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足，家庭有一定储蓄，财产性收入适中，相关消费超过基本生存需要。”
2、社会流动性：不能“你挤上去我倒下”
他掏空了钱包，向家人借钱支付首付。 月供近万元，交通费500元，再加上每个月的税前扣除、伙食费等必要的开支。 “月光族”。 月薪16000元，算不上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 “现金流很紧张，我又不敢生病，每个月都得想办法存钱，不然连房子都付不起。”
事实上，像杨刚这样的收入水平符合“中产”水平的“中产”还有很多，但突发事件难以抗拒，收入不稳定。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很容易受到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结构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层的成长不如人意，安全感会增加，内心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担心自己会被时代淘汰，失去自我工作。现在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会下降，甚至有落入贫困阶层的恐惧。”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龙坦言。
房贷、车贷、医疗、养老……重压之下，不少中等收入群体“疲惫不堪”。 “有些朋友买房后，每个月的消费额度里给自己留了1000元。” 杨刚告诉记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安家”到一线城市，已经触及了中产阶级的边缘，但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焦虑感，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害怕再次坠落。”
这种焦虑感无疑源于刚性支出占比较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核心实质就是消除这些后顾之忧，加快社会流动。
蔡昉分析指出，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如居民收入、地位、地位、工作晋升等。
现在，我国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劳动力流动明显放缓。 这时更要注意向上垂直流动。 “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社会流动很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公车，你挤上公车，我就掉下来。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也会引发社会矛盾” 蔡昉形象地打了这个比方。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蔡昉提出“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重点放在脱贫后农村低收入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和老年人三大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近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仍属于低收入群体。 “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为14389元，50%为7195元。假设30%的农村家庭达到这个标准，总人口至少有1.53亿，非常可观。如果能把这群人培养成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另一个共同富裕的奇迹。 蔡芳算了算。
同时，如果能将2.91亿农民工和2.7亿60岁以上老年人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顺应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也对继续深造具有重大意义。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郑功成认为，要打破利益固化壁垒，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优化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项福利事业发展。 为全民的前途而忧；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为老人、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真正实现全面普及。
3. 缩小差距：让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繁荣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谋划、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先行示范； 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方面，明确要全面建设“好事浙江”，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回报社会，鼓励和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上去行善、参与公益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旗帜鲜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富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不是少数人富裕，也不是少数人富裕统一的平均主义。 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近日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要鼓励艰苦创业、创新致富，鼓励干部干部吃苦耐劳、依法经营、敢于创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晚富，晚扶富，不要搞“杀富济贫”。
说到共同富裕，就不能不提浙江。 浙江在共同富裕领域进行了示范和探索，出台了很多政策。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将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建设橄榄型社会的一大着力点。
事实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分配问题。 一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决定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需要设计协调三者的制度安排。
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迈克尔·波特将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依赖资源和劳动力； 第二阶段是投资拉动，资本大规模投入，资源协同；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
蔡昉认为，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处于第三、第四个发展阶段。 他认为，现在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起来。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的必然目标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可以从26%提高到36%。”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备。” 蔡芳说道。
专家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加强政策支持。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毛凤福将政策重点分为两点：做好自下而上的项目和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 要提供更有保障的职业培训，做好低收入群体技能提升工作，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匹配能力。
莫榕认为，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创造更多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 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 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领域，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开放市场，落实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另一方面，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等职业，让一些有头脑的新型农民通过从事这些职业实现增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本报记者李辉）
